李讷女士：南街村闹剧即将落幕之际，您给南街村领导班子汇来十万元，声称让他们改善生活。
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小品《卖拐》的最后一幕：范伟在受骗上当之后，还念念不忘向行骗的赵本山表示感谢。在这件事上，你所充当的就是被忽悠的角色。
南街村的干部穷吗？中国的常识是穷庙富方丈，何况是拥有十几亿元资产的村官。南街村那帮亲手挥霍了十几亿元的头头们，比谁都清楚这条船会沉，恐 怕早就给自己准备了后路？哪里用得着您多此一举。村长大人去世后，家里冒出了两千万元就是证明。如果说其它方丈都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恐怕除了您相信， 地球人都不相信。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有其父亦有其女。当初林彪猜透了毛澤東的心思，于是每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终于坐上副统帅交椅。您得知南街村高举 毛澤東旗帜后，便义不容辞地动员政治资源，为之输血打气；毛澤東想借林彪之手打倒了刘少奇，您想借南街村的高速发展，来证明你父亲的英明伟大；当南街村干 部们得知，打出毛澤東这张牌，就能换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贷款时。当然会按照放贷者的意愿，有声有色地假戏真做。林彪驾机身亡温都尔汗，南街村牛皮吹破 难还巨额贷款。两者同工异曲，结果大同小异。
南街村既不是乌托邦的实验，也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实践，更不是虔诚信徒们的圣地，所有的只是政治投机与权力贷款创造的神话。源源不断的贷款才是南街村神气活现的兴奋剂，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闹剧也就戛然而止。
如今，十六亿元贷款还贷无望。虽然银行贷款是商业行为，但谁都明白，最终买单者还是全国纳税人。对此，南街村的法人代表和相关人员恐怕都难逃干 系，且有犯罪嫌疑。眼看大势已去，西洋景就要戳穿，别人生怕沾包，躲避还来不及。您却挺身而出，慷慨解囊。实在是豪气的可以，也糊涂的可以。
您以为这是救人于危难吗？否！您这是重私情，轻大义。对十六亿元打了水漂您不闻不问，对更多陷入困境的南街村民没有任何表示，却对闹剧始作俑者大发慈悲，难道这就是您所秉承的价值观？
如果说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您的十万元资助则是赔了金钱又坏了名声。
李讷女士，平心而论，您父亲去世后三十多年，您和您的家族成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让人实难恭维。
多少年来，凡有为您父亲歌功颂德的活动，您的家族都趋之若鹜；凡是对您父亲略有微辞，你们就鄙夷不屑，我完全理解您作为女儿对于父亲的深情。
但是想必您更清楚，您的父亲早已成为中国的政治符号，他生前与七亿生灵的命运息息相关，去世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十三亿国人。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巨大存在。
不错，您的父亲有伟大功绩。但是必须澄清一个常识，毛澤東的功绩是他的职务行为。他享受的无上权力和最高待遇，就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奖赏。领袖 人物的功绩只是他的责任，是应该干好的本职工作，不能与为国伤残的功臣、乃至捐躯的烈士相提并论。而毛澤東的真正过失在于他远远超出了宪法、黨章给予他的 职务授权，因而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您父亲功过比例、功罪是非，国人分歧极大。从目前来看，尚不具备作出最终结论的条件。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否认，那就是您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亲手发动的一场场政治斗争，伤害了太多无辜者。
强烈的对立，巨大的反差，使得对您父亲的评价，注定会成为困扰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加快，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从目前来看，未来的评价不容乐观。
李讷女士，您千万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指望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斤斤计较，只是您的一厢情愿。许多身受其害的人一直念念不忘，且愤愤不 平。不计较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责任者认错悔过。您的父亲无法完成这一使命了，但是还有其它许多相关者对受害者的情感置若罔闻，甚至拿着不是当理 说。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讨还公道。听听国人要求建设纹革博物馆的强烈呼声，看看网上对于极左路线的激愤声讨。您就会懂得，为什么偌大的中国只 有一个南街村，为什么大家对您父亲的评价有那么大的争议。
因此，您不能以普通女儿的忠孝情感对待您的父亲。应当以公众立场为横坐标，以人类民主进程为纵坐标，重新给您的父亲定位，重新给自己定位，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个要求近乎苛求，却是政治家亲属必须付出的代价。
今天，对您父亲如何评价，嫡传后代们最好少出面，还是充分听听他人的意见。如果你们真想为老人家办点好事，建议你们选一个正式场合，严肃地、庄 重地，替老人家向所有被伤害者及其亲属表示诚挚的歉意。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必定会获得国人的极大谅解，缓解对您父亲评 价的争议。
当年抵抗纳粹的英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跪下，替德国人向全世界悔罪；多年来，与侵华战争并无关系的日本首相，一次次替先辈检讨历史罪行；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为工作过失，主动向民众道歉。你们完全可以这样做。
您的父亲已经没有机会挽回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你们后辈儿孙有必要替他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诚能如此，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会为你们的行为感到欣慰。后裔能替先辈消除怨恨，才无愧于领袖亲属的名分，才是对父亲的大忠大孝，也是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贡献。
作者:田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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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虎”是陕西虎照门产生的一个新词，它比“纸老虎”要厉害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当事人仍然大言不惭，死不认账。当年毛澤東发现“美帝国主 义是一只纸老虎”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纸老虎”。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揭示了南街村真相，就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 史假老虎。
因为宣称信仰毛澤東思想，坚持集体主义道路，过共產主义生活，从而创造了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南街村名噪一时。然而，记者的调查发现，南街村主 任王金忠病逝后，遗物中出现两千万现金和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的名义要求分割遗产；南街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外来劳动 力，早已资不抵债；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房产证、股权、银行贷款、外来劳动力，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一边宣称干部群众都拿一样的超低工资，一边拥有巨额现金，还有“二奶”和私 生子，肯定不符合“共產主义道德”。面对这些明显的谎言，南街村的领导仍然矢口否认，依然唱着高调，并以此作为自己操弄权术、愚弄天下的遮羞布。
更可怕的是，跟历史上诸多專制弄权者一样，他们通过愚民教育，挟持村民一起说谎。发现领导有巨额现金和“二奶”、私生子之后，村民们并不因为受 骗而生气，仍然称誉他“劳苦功高、鞠躬尽瘁”，还主动为他辩护说：“上边的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这也许会让已经具有反腐和维权意识的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村民们没有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他们住上了条件较好的楼房，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看起来是高福利，其实是村集体领导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从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和思想限制，因为这 些东西都不为他们所有，如果你要主张权利，那就随时可能失去。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如果是六星 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要求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真正的福利社会中，领导人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福利待遇，因为那是全社会人的税金；公民更不会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惩罚，遑论丧失生存权利。再说，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獨立的国家，没有单独制定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权力，它必须在中国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行事。
事实上，南街村就是裹胁基层行政权力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想要利用意识形态来搞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注重集体精神的企业，它们可以上下平等，打造温暖大家庭，但是不可以公然违背普世人權和国家法律。
南街村的村民跟村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股东还是雇员？如果是股东，那么他们就有分红权；是雇员，那么他们就有工资。就算他们自愿拿低工资换取公司福利，那也不能以交出公民权利为代价。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南街村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而已。
连陕西一个农民制作的拙劣假照都无法追究下去，南街村就更是一只人人都知道有假、但个个都不敢鉴定的“周老虎”了。
作者: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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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参观访问了河南省临颖县著名的共產主义小社区──南街村。临颖县属漯河市管辖，我们一行人是在漯河市有关部门的陪同下，直接找到了临 颖县的领导，由县领导陪同前往南街村参观访问，村里派出一名黨委副书记始终陪同我们参观访问。南街村虽然叫做村，但行政级别相当于一个乡或镇，与它的名义 上的上级城关镇是平级的，所以设立一个黨委，下设若干黨支部。　　南街村中有很多让人看了后印象深刻的东西，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村头的东方红广场，周边立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画像，正中是汉白玉 雕刻的十多米高的毛澤東像，下面有两个民兵持枪站岗，据说每天２４小时值班，一小时一换岗。村中有许多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和一些“革命”口号，比 较奇特的是“发扬傻子精神”、“未来的世界是傻子的世界”这一类口号，当时给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但是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令人瞩目的东西就是村 中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街，叫做幸福大街，其宽度和豪华程度足以与我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主要街道相比。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南街村的城市建设水准已经完全现代化 了，其水平大大超过临颖县城，甚至还要超过漯河、郑州这些城市。幸福大街的奇特之处是街道中央建有一条几百米长的长廊，是上下两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长 廊中挂了很多革命历史照片、画像和领导人语录，而且是按历史年代排列的，从头到尾正好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共產黨黨史。南街村还有一个很像天安門的建筑，叫做 朝阳门，门的两边是一道灰色的城墙，高８米，宽３米，据说原本要修成环形的，把全村围起来，后来因为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即使是这一面的城墙，看起来也 是比较怪异的东西了。像一般城市一样，南街村还有图书馆、敬老院、球场等等，甚至还有几个很像模像样的广场和公园，按本村村民的人均面积来算，也远远超过 了一般城市的水平了。
我们进入南街村后就马上到了村接待室，先由该村的副书记介绍了村中情况，又回答了我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村中考察了一些村民家庭、企业和公用设 施。我们这一行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来之前已经从报刊、网络等媒体上了解了南街村的很多情况，而且有少数人以前还来参观过，这次是抱着深入考察的态度来 的。据副书记介绍，该村原来非常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包产到户以后仍然非常穷，因此从１９８４年重新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将全村的土地都收回村级集 体统一经营，两个已经被私人承包的小砖瓦厂和小面粉厂也收归集体经营，很快集体经济的优势就显现出来，该村走上了富裕之路。在用什么思想教育农民的问题 上，当时的村干部经过了认真的研究思考，决定恢复共產黨的传统教育方法，开展了“三大运动”，即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同时在村中实行了政企 合一的管理体制，成立了南街村集团。其中农业部分成立了南街村农场，由７０名农业工人经营，按月发工资。工业部分分成了各个工厂，有面粉厂、方便面厂、食 品厂、啤酒厂、印刷厂、纸箱厂等等共２６个企业，由南街村村民和一万多名外来民工进行生产，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全部是南街村村民，只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是从外面聘请的。南街村的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曾经是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现在的年产值也高达十几亿元。以此推算，劳动生产率应该在十万元以上，确实比较富 裕，在相对落后的河南省，实属难能可贵了。
其实南街村最奇特的地方并不是它豪华的建筑，而是它奇特的分配制度，它实行了一种自称为“共產主义”的分配制度，南街村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 工资，最高不超过２５０元人民币，还自称为“发扬二百五精神”，然后定量发给村民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以及房子里的全部家具、电 器等等。住房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９０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７０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两种住房差距不大，只是 差了一间卧室。由于房子是统一分配的，所有家具、电器也是统一分配的，所以家家户户的样子几乎都是一样的。顺便提一下，南街村村民分配的房子全部装有中央 空调，并且和水电气等等一样，也是免费的。家用电器中，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階級思想腐蚀 村民。南街村还有自己的广播站和电视台，有本村的新闻报道及革命教育，一天广播三次，开始曲分别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會主義好》。南街 村村民及外来雇工每天早上要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列队操练，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活动结束后再去上班。
南街村的各个企业中雇有一万多名外来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的工资待遇和外面是一样的，按月发工资，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住在南街村为 他们盖的宿舍中，照样交房租伙食水电气暖等等费用，村里还有超市，供这些人购买，价钱也和外面一样。南街村还建有专门供这些人消费的场所，比如卡拉OK、 桑拿、麻将室等等，据说这些娱乐场所是只对外人开放的，南街村村民是严格禁止进入的。实际上，南街村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两千来亩地，８００多户，３０００ 来个村民，人均不足一亩地。村民只要走上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村外，而村外面所有娱乐设施都有，南街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据说南街村的孩子经常到村外上网吧， 村领导和家长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没有办法。南街村盖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其中小学和初中是合在一起的。这三个学校的建设水准即使放在大城市当中也 可以称做是豪华的和现代化的，这里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和幼儿，其中南街村村民的孩子是免费的，而外来的孩子是收费的，收费标准和外面也是一样的，而且是经过 县里物价部门批准的。南街村还办了一个水平较高的戏校，聘请了戏曲名家常香玉为校长，还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南街村豫剧团，南街村村甚至还赞助了一支足球队， 就是河南省女子足球，现在叫南街村队。南街村村办学校的教育大体上与外面相同，但要加一门道德教育课，学习《老三篇》及其它革命教育内容。虽然这里多了一 项革命教育，但由于设施的先进及高水平的师资，外面的孩子还是非常想进来的，据说想进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一部分孩子要考进来，另一部分孩子靠高收费进来， 还有一些孩子是所谓“对南街村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孩子，按我们这些俗人的理解，当然就是各级领导及实权人物的孩子了。南街村的免费教育还不限于村中，本村 村民子女考上大学，村中仍然支付学费。南街村还建有医院，医疗费也是全免的，而且村民如有大病需要到外面就医，费用也是由村里出的。南街村村还没有富裕到 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分配汽车，但村民的合理外出可以向村领导申请，由村里派车运送或报销路费，有时村中还组织“有贡献的”村民外出集体旅游。
有趣的是，南街村对村民的这种看似传统的分配制度，还不是大锅饭，而是按村民的贡献大小、道德表现以及对本村领导的忠诚程度来分配的。河南省部 分地区曾经搞过一种“十星文明户”的活动，把精神文明划分为家庭和睦、邻里友好、努力工作、认真学习等等十个指标，如果这十个指标都达到了，就给居民挂一 块“十星文明户”的牌子。这个运动在其它地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在南街村却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和每个人的物质分配挂钩，如果变为“九星文明户”，就会 减少一些物质分配，依此类推，如果变成了“六星文明户”，那除了保有住房外，其余一切物质分配就全停止了，甚至连工作也保不住了。而一个人道德表现的优 劣，主要靠这个人的上级来评定，因此在南街村上级对下级就有了一种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权力是难以抗拒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得罪了上级，大概只有离开南街村， 不做南街村村民这一条路可选择了。可反过来说，南街村的合格村民有很好的福利待遇，特别是老人儿童等等弱势人群都有保障，所以青壮年及有一技之长的人反而 可以放心地外出打工，村里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南街村制定这一套制度的，是该村的最高首脑王宏斌，他是南街村的黨委书记，临颖县黨委副书记，还有钟共十五大代表等一系列荣誉头衔。王宏斌自 己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一心一意在南街村复活及贯彻毛澤東思想，人称“南街村的小毛主席”。王宏斌原名叫王宏彬，成为南街村一把手后，把名字改为了王宏斌。 上点岁数的人应该记得，１９６８年毛澤東曾经给钟共高官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宋要武当时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而改名后真得变得非 常“要武”，曾经把自己的中学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据某些专家考证，宋要武还是纹革中第一个打死人的革命小将，并且开创了纹革武斗和对黑五类大屠殺的先 河。王宏斌显然是受了毛澤東给人改名的影响，把文质彬彬的彬改掉了，只是没有改成明目张胆的“要武”，而是改成重文武之道的“宏斌”。王宏斌在南街村有至 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指令，即使像盖小天安門及修城墙这类“昏命”，也没有人敢违抗。王宏斌还计划建一个大食堂，全体村民及雇工在其中就餐， 同时取消各家各户所有的厨房，甚至还计划建设一个超大型的大厦，把所有企业及住宅全放在里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共產主义大厦”，当然限于资金不足，这些暂 时还停留在蓝图上。王宏斌还曾经拿出几千万元来建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制造永动机，另一个是用黄土造纸，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出 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王宏斌不过是上了两个骗子的当，交了昂贵的学费。
有趣的是王宏斌在村中的称号并不是“书记”、“村长”或者“董事长”、“总经理”这类头衔，而是“班长”。经考证，王宏斌并没有当过兵，这班长 一职不知从何而来，大概当过民兵班长吧。这让人联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自称为士兵的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当政的时候，到处悬挂“四大伟人”画像，分别是威廉 一世、俾斯麦、兴登堡和他自己，各自的头衔分别是“皇帝”、“宰相”、“元帅”和“士兵”，因为希特勒一战时曾经在德军服役，头衔为上等兵，并且以此为自 豪。王宏斌虽然没当过兵，但在南街村实行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各企业门口最大的牌子不是××厂，而是××民兵连，村中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楼及大院子，门口 的牌子是南街村民兵营。南街村设有一个民兵营及３０个民兵连，所有在职的村民和外来雇工都是南街村的民兵，都被编入某一民兵组织，还要定时参加民兵训练。 凡是南街村招聘的外来雇工，先要到民兵营中接受民兵训练，包括队列训练、军事训练和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等等。据说这一套还不是南街村的原创，是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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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 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 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產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 工资的村黨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產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 “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產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澤東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画像环 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 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 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 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 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黨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澤東思想，将为建设共產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 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 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黨支部總書記。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 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 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 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 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 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黨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 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 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 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澤東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黨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澤東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澤東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澤東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 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 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纹化大革掵”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澤東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 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 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澤東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 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澤東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 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 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產黨。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 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黨总支的南街村黨支部，再次升格为黨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鄧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產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澤東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 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 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 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澤東曾说过“黨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黨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思想的样板村”、是共產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澤東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黨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 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澤東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澤東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 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 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 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 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 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 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獨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黨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 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 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門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 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產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 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 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 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 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黨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產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 轨，对内坚持“共產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 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 ‘，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產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澤東故居、遵义会议旧 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澤東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 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 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 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 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黨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黨委副书记，窦 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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